【7】同样，我们可以对人性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东汉经学家马融（79—166）称，《周官》乃汉武帝除挟书之律之后所献【7】，但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8】，至刘向（前77—前6）、刘歆（前46—23）父子受命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79 黄晖：《论衡校释》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4页。

时礼乐自诸侯出，颇有谬乱不正，孔子正之。郑玄已见《毛诗大序》，其注《大序》可证。而刘歆到晚年才认定此书出于周公，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10】。31 魏征等：《隋书》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18页。据以上所论，如果确信《周官》为河间献王所得所献为事实，那么，直至西汉末年，除了河间献王及其周边学者之外，其他学者并不知《周官》一书的存在。

赋比兴乃是先秦所传，笼罩整个汉代，代表了汉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架构，《毛传》以兴说《诗》、王逸《楚辞章句》以兴说《骚》都属于这一传统。【63】从经学史言，这是现知最早解释与诗相关的兴。皮锡瑞：《经学通论》二，第22-29页。

因而六诗之说即便出自周公时代，西汉学者亦多不知之，唯知风雅颂，而不知赋比兴。在汉代，《周礼》出自周公之说到王莽当政时代才出现，假如《毛诗大序》确自河间献王时的《毛传》已经存在，《毛诗》学者认为《大序》出子夏，那么，汉代学者对六义归属及时代的认定就早于对六诗的认定。《毛诗·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100 皇侃：《论语义疏》卷8，第392页。

六诗说被认定出自周公，即便并非事实，但在此一认定之下，六诗说会获得经典的地位，取得巨大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从而对学术、思想、文化产生影响。83 皇侃：《论语义疏》卷9，第450-452，451页。

《礼记·曾子问》：曾子问曰：‘除丧则不复昏礼乎？孔子曰：‘祭，过时不祭，礼也。《毛传》也是以兴说《诗》【107】。郑玄言子夏作此序，实蕴涵了整体《诗序》的作者是子夏之意。但据刘熙的定义，比兴之间实难区分，因为兴物而作，外物与所要表达的意亦具有相似性，也可能事类相似。

王充《论衡·自纪》：何以为辩？喻深以浅。若马融所传《毛诗》不包括《诗序》，那么，马融不知六义说。郑玄《六艺论》称注《诗》宗毛为主【145】，其解《毛传》之兴也正是如此。但郑玄指出，孔子所编之《诗》篇中意多兴，这种兴固然与六诗之兴有关联，但已非六诗中独立的类别，而是编入到风雅颂篇中后所遗留下来的兴意。

葛生延而蒙楚，蔹生蔓于野，喻妇人外成于他家。郑樵：《六经奥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第69页。

江熙的诠释则提供了建立关联的基础。马融注三《礼》【42】，必见《周礼》六诗说。

此从黄侃说，见氏著《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2页。此是将孔子之兴、包咸之起理解为起发，因而兴于诗之兴就指诗对于读者的起发功能。91 皇侃：《论语义疏》卷1，第20-21，21页。四、孔子以兴说诗与《毛传》、王逸的独标兴体按照传统的说法，六诗六义说源自周公，传自子夏，至汉未绝。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116 关于《毛传》以兴说《诗》的具体分析，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5-191页。

孔颖达及一些经学家或承认卫宏作《小序》【59】，其实《大序》尤可能出自卫宏之手【I1】。言若能学《诗》，《诗》可令人能为譬喻也。

106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14，第552页。故孔氏训解《论语》时并不知赋比兴之说，诠释诗可以兴时并无赋比兴的观念架构，心目中没有兴与赋比之间的对比，未在比较的脉络中释兴。

《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经》29卷，《毛诗故训传》30卷，即是各自别行。按照郑玄的理解，此诗将荆舒之人比作白蹄猪，有双层意涵：其一、将人比作猪，乃是将其人视为猪一类，若依前说比方人的标准，此乃拟人于非伦，但此诗正是通过比方人于猪表达鄙视之意，故云贱之。

又注谕云：凡晓谕人者，皆举其所易明也。141 《周礼注疏·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皮锡瑞：《经学通论》二，第17页。【147】孔颖达认为，张逸将赋比兴与风雅颂一样视为篇体层面的分类，即诗体的分别，这符合张逸之原意，此是孔颖达要否定的观点。

若郑氏曾见《大序》，载六义之说，以郑众对于《毛诗》出子夏的基本信念，正可像引《左传》季札观乐一样援引《大序》六义说，以证赋比兴自子夏已言之，从而印证六诗出周公时代，进而增加《周礼》出自周公说法的可信性。但是，作为创作中运用的方法与将其方法概括出来以赋比兴名之并加以论述，两者实有区别。

25 班固：《汉书》卷30，第1712页。57 范晔：《后汉书》卷36，第1223页。

另《常棣》诗序有闵管、蔡之失道语，郑玄以之印证《左传》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和也），谓二叔为管叔、蔡叔，而马融却以为指夏、殷之叔世【41】，不用《诗序》说，亦可印证马融未见《诗序》。取类连类也是以他物说明此物，广义而言，也是一种譬喻。

又何反于初？郑玄注：重喻轻也。汉代学者对于《大序》的认知史直接关系到六义说的影响史，对了解赋比兴说在汉代的影响史至为重要。123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周南·螽斯》疏，第53页。【80】以喻后面即以觚为譬所说的道理。

皮锡瑞认为汉代学者称三百五篇而不称三百十一篇者，是因为所谓六逸诗乃是笙诗，有声无辞，仅以演奏，而非歌唱，故不计入。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

127 王先谦以为王逸学《鲁诗》，见《诗三家义集疏》卷1，第10页。【141】郑玄所谓象似而作之乃是解释兴意，与六诗之兴相若。

葛晓音：《毛公独标兴体析论》，《先秦汉魏诗歌体式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85页。若此节文字有更早的文本来源，刘向只是编辑前代的史料，所用为原有史料文字，那么其在经学史的意义就截然不同，表明以兴说诗至少在魏哀王的时代即已存在。